方金贵走到省城已经是第三天下午三点多钟了，省信访局这么多年他不知去了多少趟，一般下午没有什么主要领导在那里了，所以他决定明天去，今天先去省电视台。

循着交通警察的指点，方金贵四点十分找到了省电视台。当他走上台阶却被卫兵拦在那里，好说歹说也不让进去。说这里是宣传重地，不许随便进入，让他给要找的人打个电话，他们让进才能进。方金贵没办法只好去旁边的公用电话亭，照着大侄儿写的电话号码拨了电话。一个女人的声音问他找谁。方金贵说，我找《共同关注》栏目组反映情况，并简单叙述了自己的情况。那个女人听后很兴奋，让他在门口等着。

一会儿，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出来了，喊了一声：谁是方金贵？方金贵受宠若惊地回答：我就是！漂亮女人就带着他向那腰间佩枪的卫兵指了指方金贵，卫兵一挥手就放行了。方金贵诚惶诚恐地跟在漂亮女人的后面，那漂亮女人来到电梯间门口，按下按钮，就面对墙壁而立，等电梯下来。电梯间门上方的显示板显示出楼层。门开了，从电梯走出几个人后，漂亮女人走了进去，对方金贵招手，说进来坐电梯上去。方金贵赶忙向电梯间走去，电梯间两扇光亮亮的铁门突然从两边合拢过来，方金贵吓得叫了一声缩了回去。漂亮女人忙又把门打开，见方金贵的脸都吓白了，忙说快进。方金贵走了进去，拘谨地站在漂亮女人后面，一双眼睛睁得大大的，好奇地看电梯内如镜般光亮亮的四壁，和头顶上如雪般亮莹莹的灯光。不一会儿他们来到28层。走进《共同关注》栏目组办公室，漂亮女人让方金贵坐下，还用塑料杯给他倒来一杯饮用纯净水。这让方金贵好生激动。他上访十三年了，从来都没有享受过这般待遇，他双手接过塑料杯放到桌上，两只手就不知怎么放了。这时他忙从黑色人造革皮包里一股脑儿把状纸和各级领导批示的复印件掏出来，摊放在漂亮女人面前，开始诉说自己的不幸遭遇。

漂亮女人听完方金贵的叙述，一下子激动起来，说：老伯，我们正要抓这方面的素材。然后，她就喊来一个小夥子，将他带进演播室，把他带来的状纸和各级领导的批示全录了像，还让他在镜头前把自己的遭遇重叙了一遍。录完像后，漂亮女人对方金贵说：方伯，过几天我们还要到你们岩西村去采访，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方金贵说：我家没有电话，原来有电话的，出事后把值钱的东西都卖了，电话也卖了，用来告状了。我把大侄儿的电话告诉你吧！方金贵就把大侄儿的电话告诉了她。

临走的时候，漂亮女人还塞给他100元钱。

方金贵死活不肯收，说：你能帮我把官司打赢了，就谢天谢地了，咋也不能要你的钱啊！漂亮女人只好说：方伯，你要不收下就是瞧不起咱了，那我就不去你那里了。

方金贵无可奈何收下了。

方金贵再走到大街上的时候，精神了许多，腰也直了许多。他心里想，我咋没早想到这一招呢？人家这些电视台的同志，才真正称得上是为老百姓说话的好干部啊！

晚上，方金贵又来到火车客运站，这里是他到省城上访时经常夜宿的地方。热天在站前广场铺上两张报纸就可以睡觉了，没有人管。冷天他就溜进售票厅或候车室，在长条椅上靠一靠。人少的时候，还可以躺在椅上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人多的时候，没椅坐也能找块空地坐一坐。这里遮风御寒，加上火车客运站离省委、省政府、省信访局都很近，只有四、五站路，走快点一个小时就可以走到，好多农村来省城上访的人都喜欢来这里夜宿，既省钱，又图方便。在火车客运站，南来北往的人很多，一些有钱的人常常把食品吃上一半就扔了，或者把一些不很新鲜的食品整包整包地扔掉，你可以大胆地捡起来吃。开始的时候，方金贵感到害臊，想捡，又不好意思捡，稍一迟疑就被别人捡去了，自己很后悔。这时他就在心里骂自己混蛋。

后来饿得实在不行了，他也不得不像叫化子那样去捡着吃。他捡起来的时候也不马上吃，而是用塑料袋装着，拿到没有人注意的地方躲着吃。在这里他还认识了不少上访的朋友，譬如那个曾在天安门广场制造爆炸事件的崇阳退伍军人邓麒麟，就曾和他交谈了一宿。方金贵还劝说过他，他不知怎么还是去干了那当子苕事了，那当子苕事么样干得呢？那不是给共产党脸上抹黑吗？我总相信共产党是好的，腐败干部毕竟是少数地方，少数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我做梦也莫想当致富典型啊！我的冤案无人管肯定是有原因的，但这也不能一股脑儿赖到党的头上，让党背冤枉啊！

现在是农历二月了，民工潮已近尾声。方金贵进到候车室之前，在外面的小街上转溜了一阵，他想买两个红苕充饥，谁知一个小红苕要5角钱，比馍还贵，他只好花一元钱买了三个馍吃了。方金贵溜进候车室的一角，将一张报纸铺在地上，背靠着墙坐下来。开始的时候，他想电视台的事，开始他蛮高兴，但后来他就担心起来了，他们说话算不算数，该不会糊弄我们这些乡下人吧？假如他们不去呢？自己这事不就又黄了？后来他就想着明天去省政府找领导的事，想来想去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就朦朦胧胧地睡着了，他实在是太疲劳了。

晕晕糊糊中忽然他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开始他以为自己在做梦，后来他又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他懵懵懂懂睁开眼瞧了一瞧，看见了一位早年认识的上访者，他叫夏和平，忙坐直了身子。夏和平是为村支书占了他的宅基地的事来省城告状的。他那村支书也怪日毒的，占了他的宅基地不说，还不补宅基地给他，天下哪有这种事啊！就为这事他告了五、六年了，一直也没告发。他和方金贵是同年生，后来就成了上访的朋友了，互相亲切地称老庚。

夏和平说：方老庚，你怎也来了，你那事还没着落？

方金贵说：唉，有着落我还来干嘛！人活着就是为了一口气，不是为了一口气，我干嘛要告这个状？已经搞得倾家荡产了啊！问题一天不解决就上访一天，我就不相信，共产党天下就没有讲公道的地方！你啥时候来的？

夏和平说：我来三天了，去了省政府，进不去，就又去信访局。信访局还是那几个人，还是那些说法，让我回去找县里。他们给县里打了电话，让我回去等消息。回去等有屁用！不过我打听到一个信息，后天省里有个常委什么的要来信访局接待上访羣众，我还想去碰碰运气。

方金贵心头一喜，说：真的，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好兆头。我是今天下午到的，去了趟省电视台，那个叫《共同关注》栏目组的同志对我可客气啦！又是记录，又是录像，看来今年我这官司有盼头了。

夏和平说：电视录像有球子用！要想解决问题，还是要去找领导，找大领导。你还记得那个叫铁锁的退伍军人吗？他被人污告偷树，被派出所抓去打残了一条腿，告了多少年也没告发。去年冬月，他在省政府门前断了一只指头，引起了领导的重视，问题给解决了。现在的一些领导对老百姓麻木不仁，不闹出点什么事来就没人管。

方金贵说：那代价也太大了，不划算啊！

夏和平说：现在一些领导干部，把我们这些老百姓的事看做鸡毛蒜皮的小事，不重视，不关心，能推就推，能拖就拖，找多了他还不耐烦。党的政策是好的，就是执行不到位，还变了味。所以我们要找就要找大领导。

方金贵说：那我们后天一起到信访局去吧！去早些。

夏和平说：这次我作好了充分准备，我做了一块牌子，上面用血写了四个大字“血泪控诉”，到时我就把牌子举着喊冤，听人家说，这样效果好些，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引起领导同情。

方金贵显得有些着急的样子说：那我没准备怎么办？后天我只有把指头咬破，当场写到白布上。

夏和平说：那能写多大的字啊！不瞒你说，我那是用猪血写的，有大瓷碗那么大一个字呢！四个字用了小半碗猪血。反正后天才去哩！明天我陪你到农贸市场去讨点鸡血、鸭血什么的来写，不就得了，谁管你是用什么血写的。咬破指头能有多少血呀！再说那也划不着。

方金贵翻然醒悟，说：这倒是个好法子，老庚，亏你提醒了我，就照你说的去办，只是这么做有些欺骗的味儿，心想着有些对不住领导，对不住党啊！

第三天凌晨三点钟，方金贵和夏和平就赶到省信访局去了。两个人并排坐在信访局门口，抢了个第一。到八点半钟的时候，就有四、五十号上访者了。有工作人员出来进行登记，有点像专家坐诊。登了记你就可以坐到一边去了，到时挨个唤，唤到你的名字你就可以进去了。第一个登记的是方金贵，他让给了夏和平，算是对他关心的一种回报。

登记完了之后，方金贵和夏和平两个人把血写的标语牌摊放在信访局门前的水泥地上，夏和平写的是“血泪控诉”，方金贵写的是“冤！冤！冤！”状纸放在血字标语牌下方。这一招果然吸引了一拨又一拨人，其中有一位提着录像机的记者，把方金贵的血字和状纸拍下去了，还向他索要了一份状纸。方金贵心里有些欣慰。大约九点钟的时候，一位瘦长的当官模样的人，在两位年轻人的簇拥下走进信访局。外面的上访者立即骚乱起来，有认识的人就说，这是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季毓民，也有人称他是季青天。

方金贵第二个走进信访局。站在季书记面前，忽然感到一种莫名的紧张，这种紧张使他身上的肌肉都颤栗起来了。不知是害怕还是激动，他颤颤微微地从黑色人造革皮包取出状纸和各级领导的批示，递到季书记面前时，忽然有一种被丢失的孩子找到了久别的母亲那样，满腹的委屈一下奔放出来了。方金贵双腿一软，跪倒在地上哭喊起来：青天大老爷啊！我冤啊！我上访十三年了，总算今天盼到了您青天大老爷了，您可要为俺作主啊！季毓民忙站起来，双手将他扶起，让他坐到椅子上把情况如实说来。方金贵用衣袖抹去泪水，开始伤心地诉说起来，一个工作人员在旁边认真地记录着。方金贵在诉说中严正指出，被告主犯万正奎的后台就是远山县委书记余德华，余德华是万正奎的表姐夫。

听完方金贵的叙述，李毓民气愤极了，一巴掌拍在桌子上，骂起人来：混蛋，这是什么政法队伍？这是什么共产党干部？他们还有没有党性？有没有人民性？把一个劳动致富典型户，坑害成了一个上访专业户、贫困户，罪过，罪过啊！然后，他对一个工作人员说：你们把这份状纸认真看一下，给远山县委发电传，责成远山县委书记亲自处理此事。一个月内，不，半个月内，把处理意见向省信访局汇报。说完又安慰方金贵说：老方同志，让你受苦受冤了这么多年。我们工作没做好，对不住你，我向你作检讨。请你相信我们，一定以最快速度把你这件事处理好。